高攀龙错了吗？周良寅只是觉得高攀龙观点是极好的，就是有点幼稚而已，主要是，他自己都没有彻底理清楚自己的思路。
任何一个观点，都不可能得到每个人的赞同，周良寅长大的环境，和高攀龙差别太大了，他们两个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国势之下，对大明的看法完全不同。
朱翊钧这位喜欢看热闹的大明皇帝，没有参与这次的聚谈，虽然这是高攀龙来到京师的首秀，但朱翊钧不喜欢高攀龙。
但在周良寅面圣之前，朱翊钧还是收到了这次聚谈的消息，看完了整个聚谈的内容。
在周良寅离开之后，李贽和高攀龙关于周良寅的两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的过程，大约就是村头树下侃大山，侃侃其谈，但讨论的核心，没有绕开关键点。
崇高公德是否是让大明避免卷入战争泥潭，朝廷是否应该保持对战争的克制，朝廷的道德是否应该向下滑落，弱小就该被灭亡，但没有任何国朝会永远强大。
这些观点都非常的尖锐，而且可谓是针尖对麦芒，讨论颇为热切，证明高攀龙的说法，有一定的价值。
在聚谈结束后，各种杂报，都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陛下，周侍郎来了，在西花厅听宣。”一个小黄门奏闻了皇帝，山西巡抚周良寅听旨觐见，已经来到了西花厅等候。
“宣。”
西花厅紧靠龙池，在花厅外，种满了海棠花树，还没有到花季，海棠花还没有盛开，但绿树成荫，小黄门踩着朝阳的碎光快步前行，请周良寅前往觐见。
周良寅站了起来，整理好了自己的衣帽，撩了撩袖子，右手端在了身前，面色严肃庄重，看着回廊两侧的海棠树和缇骑，十七年，他终究还是以国之干臣的身份回到了京师。
万历二年时，他是反对考成法的贱儒，他质疑戚继光和李成梁的战功，甚至为了所谓的名望，带着数十名科道言官，去了大宁卫，去了辽阳，回京之后，他依旧摇唇鼓舌，搬弄是非，就像高攀龙一样。
万历三年，他是踩着侯于赵屯耕脚印的应声虫，侯于赵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万历十八年，他已经成为了大明正三品刑部左侍郎，作为工党的魁首之一，作为次辅的副手，来到了通和宫御书房。
周良寅忽然露出了一个笑容，当初宁远侯李成梁在铁岭，放老虎吓唬他们那帮贱儒，有几个贱儒，被吓得当场就失禁了，那场面，让他记忆犹新，如同昨日再现。
不过这个笑容很快就平静了下去，因为当时前往大宁卫、辽东考察戚继光、李成梁战果的贱儒，只有他一个还在朝堂之上，剩下的十四人，政治生命已经彻底结束，功名都被夺了去，一生只能做一名游山玩水的山人了。
“周侍郎，陛下宣见，请吧。”小黄门手一引，为周良寅引路。
“臣遵旨。”周良寅遥拜圣上方向，才站直了身子，跟着小黄门前行。
他走过了回廊、路过了枝繁叶茂的海棠树、踏过了龙池、踩过了青云桥、在一队队缇骑身边经过，来到了大明权力的正中心，神器所在的通和宫御书房。
喜鹊在枝头轻声啼鸣，运送奏疏的小火车，鸣着汽笛，向着文渊阁的方向驶去，春风拂面，周良寅站在通和宫门前，驻足不前。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只是这一次，他忽然发现，作为大明神器所在，这里意外的简朴，没有金碧辉煌、没有绿水环绕、没有珠光宝玉，有的只有简朴，甚至不如代王府改建的大同巡抚衙门。
周良寅再抬腿，走进了御书房，穿过了长长的走廊，走入了御书房内。
“臣周良寅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周良寅五拜三叩首，不敢让自己的礼仪有一丝一毫的不恭顺，他在辽东屯耕了十年，才换到继续向前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免礼，坐。”朱翊钧笑着说道：“冯大伴，看好茶。”
“周爱卿身体如何了？朕听闻周爱卿积劳成疾，得了肺炎急症，颇为着急，每日询问大医官详情，今日见面，周爱卿红光满面，想来是恢复的不错。”
朱翊钧没想到周良寅居然触发了时不我待，十几日连轴转，差点就让大明痛失一名循吏。
周良寅赶忙俯首说道：“劳烦陛下挂念，臣还以为自己是壮年，没想到如此弱不禁风，一阵西北风，就病倒了，现在已经痊愈了。”
“周爱卿这般岁数，正是拼搏的时候，但日后切记不能如此拼命了，要注意劳逸结合。”朱翊钧情真意切的关切周良寅的情况。
等到他在刑部沉淀一段时间，朱翊钧还打算让他把清汰冗员的风，吹到京师，这是一把利刃，清汰的利刃，解决大明官场冗员和臃肿的利刃。
“周爱卿前日去了太白楼，听了聚谈，不知周爱卿，这高攀龙的话，可有几分道理？”朱翊钧没有直接谈国事，而是说起了太白楼聚谈。
“他的话自然有道理，而且不是废话，大明这些年连年征战，臣以为可以再积蓄一下力量，这几年，可以发动一些局部战争，而不是大动干戈。”周良寅首先肯定了高攀龙的第一个主张。
至高公德：避免战争。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不让万民陷入战争，是君王的仁德。
“以臣在辽东大同理政事而言，战争无论胜负，无论结果，都是双输，战争没有赢家。”周良寅不仅赞同高攀龙的观点，甚至为高攀龙补充了论据。
“哦？详细说说。”朱翊钧眼前一亮，坐直了身子说道。
周良寅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仔细斟酌了一番才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战争，只有双输，没有赢家，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其实都要为战争付出代价，因为战争对现实的影响，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破坏，破坏生产、破坏道路桥梁城池、破坏还算安宁的生活。
在安史之乱之前，大唐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安史之乱爆发，生灵涂炭，大唐是‘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战争可能会有些好处，但相比较可怕的破坏力，不值一提。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善战者，服上刑。
“战争有正义与否的区分，但绝对没有仁义的区分。”周良寅再次诚恳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观点有点贱儒了，毕竟面前的皇帝陛下，可是登基到现在，从未一刻停止战争的君王，到现在，大明和东吁的直接军事冲突还在继续。
朱翊钧颇为认可的点了点头，吐了口浊气说道：“朕认可周爱卿的观点，恐惧是生命的本能，但勇气是人类的赞歌。”
“大明军兵是勇敢的，他们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父母，他们前赴后继，用钢铁般的坚强，战胜了敌人，为大明赢得了安宁。”
“朕也不喜欢战争，但有的时候，迫不得已。”
朱翊钧不断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敌人挑衅在前，大明反击在后，其次就是对外转移矛盾，用对外战争的胜利，来不断塑造自己的威权，凝聚共识。
大明这条破船，在万历元年的时候，实在是过于破旧了。
周良寅想了想说道：“臣不赞同高攀龙鼓吹战争的观点，他有点逞口舌之利的名家，以蛊惑人心为主业。”
“因为在臣看来，战争这个行为，是权衡利弊后的决策。”
“一味的对外发动不义之战，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在穷兵黩武的路上，越走越远，如胡元那般，失去雄主后，立刻衰亡；一味的忍让，又成了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必要的时候，必须要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战争是个极其复杂事儿，绝非高攀龙所说，弱小者就活该被灭亡，被瓜分。”
“老挝也很弱小，但老挝就非常恭顺，大明没必要武力征伐，倭国很强，有数十万战国争锋的武士，还有无数的将领，但倭患席卷东南，又席卷朝鲜，再强，它也必须死。”
周良寅反对高攀龙鼓吹战争的理由，是他觉得，发动战争不是以对方强弱为标准，而是是否威胁到大明的安全为标准。
战争的确没有赢家，但不战，一定会输，这就是战争博弈的困局。
大明有高道德，能做好自己，这些番邦小国，他们能做明白自己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东吁内部矛盾重重，莽应里继位后，挑衅大明，对大明发动突然袭击；
安南内部矛盾重重，四大家族不是思考如何解决内部矛盾，而是在反复试探大明的底线；
倭国战国打了一百五十多年，打的天下凋敝，打的没人耕种，打的生灵涂炭，倭国的肉食者们的解决办法是进攻朝鲜，图谋大明。
这些生死危机面前，大明不得不动用武力解决。
所以，是否要战争，绝非高攀龙所说的，以强弱去衡量是否发动战争。
这就是朝中大臣和民间意见篓子的区别，意见篓子可以随便说，随便谈，但朝中大臣们，他们的决策，决定了大明的兴衰荣辱，决定了数十万、数百万家庭的安宁，除了反复权衡之外，还要说服或战胜那些反对者。
所以，朝廷的决策，总是看起来有些僵化，明明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朝廷才做出了决策。
组织系统越庞大，就会越僵化。
“那周爱卿以为，高攀龙这是不是在倍之？大明连年动武，他觉得只需要推一把，就可以让大明彻底陷入穷兵黩武？”朱翊钧看似平静，问了一个十分令人恐惧的问题。
周良寅感受到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杀气，若有若无，周良寅确信，这股杀气绝非他多想了，陛下不是对高攀龙动了杀心，是对一切胆敢倍之的人动了杀心。
周良寅仔细思索了一番，摇头说道：“陛下，臣倒是觉得，还远不到倍之的地步。”
“只不过是南衙和北衙读的书不同，他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像是很多儒生，总觉得米粮是从货架上长出来的一样，是一种缺少实践的表现，远谈不上倍之。”
倍之，是陛下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斗争手段：反对一个政令的最好办法，不是严词反对，也不是阳奉阴违，而是加倍执行。
这个手段，皇帝曾经不止一次在邸报上明旨告诫群臣：倍之视为谋逆，诛九族。
皇帝说话算话，说满门就满门，说夷三族就夷三族，说诛九族就诛九族。
你跟皇帝玩脑筋，皇帝对你诛九族。
在这个皇帝诛九族合法的年代，皇帝不知道这种手段也就罢了，皇帝知道了，你还要跟皇帝这么玩，那皇帝诛你九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帮你说话。
在浩浩荡荡的万历维新之间，是可以明确反对皇帝政令的。
陛下崇信责难陈善，你反对的有理有据条理清晰，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以大明集体利益出发而反对，就可以获得皇帝的礼遇。
比如徐成楚反对《丁亥学制》，他的理由就很充分，皇帝欣然采纳，并且给他升了官；
比如重开西域，石星言作为一方总督，带头跟皇帝对着干，石星言不仅没有威罚，相反还获得了圣眷；
比如吉福总督府的遥远，最终吉福总督府降级；
比如王崇古这个准反贼出身，以文成，仅次于文正的谥号风光大葬；
比如周良寅这个贱儒，还有机会回到文华殿上，回到权力的中枢。
这都代表了皇帝是一个良言嘉纳的明主，万历维新的风气是十分开放的，高攀龙这个高老头，屡战屡败，依旧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引起皇帝的重视。
陛下让人说话，这种环境，还要搞倍之，死有余辜。
“陛下，高攀龙没那个胆子，贱儒都是比较惜命的。”周良寅思索了下，给了另外一个理由，他也是贱儒，贱儒最大的特点是惜命。
贱儒也就当个奸奇，哪有那个勇气冲撞皇帝，不要命了？
“这倒也是。”朱翊钧闻言，为之错愕了一下，才点头说道：“朕会盯着他，他要是蛊惑人心，闹出邪祟之类的乱子来，朕容不得他。”
“陛下圣明。”周良寅俯首说道。
朱翊钧和周良寅说起了正事，主要是讨论了山西发展的情况，周良寅欲言又止，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山西有煤，但这些煤，都是匠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点点挖出来的，是不是会因为一些形而上的原因，比如全国一盘棋，比如保障供应等等理由，让山西低价、甚至允许各地打欠条让山西供应煤炭？
“谁在对山西施压？谁在威胁山西？户部借着修驰道的两百万银，对山西施压，要山西低价保证煤炭供应吗？还是其他布政司仗着自己文化教育的优势地位，要求山西？”
“难不成想在大明弄个安史之乱出来？”朱翊钧闻言，语气颇为严厉的说道。
朱翊钧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徐州知府刘顺之面临的难题，保漕运还是保民生。
保漕运对上负责，保民生对下负责，刘顺之前面四任知府选择保漕运，把徐州搞得一团糟。
刘顺之选择保民生，既保住了民生，又保住了漕运。
大明眼下的外部局势，完全没有急迫到要牺牲山西来保证全国发展的地步，万历维新之前，大明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天朝上国，不过稍微有些虚而已。
万历维新之后，是真正的天朝上国！
周良寅莫非也面临了这样的胁迫？还是有人用他的升转威胁他？朱翊钧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不仅仅是安禄山的野心，还有大唐长期对河北地区的朘剥导致人心向背，安禄山在第一年就死了，安史之乱打了整整八年。
安禄山死，安庆绪上；安庆绪死，史思明上；史思明死，史朝义上；史朝义死后，再没有一个号令群雄之人，在各自的割据头领的带领下，河北人继续抵抗。
这绝不是唐玄宗李隆基信任安禄山惹出来的祸，更不是杨玉环红颜祸水。
如果苛责山西，搞出不下于安史之乱的民变来，那才是因小失大，那才是大明耻辱，朱翊钧恐怕要跟李隆基坐一桌去了。
朱翊钧宁愿跟始皇帝、汉武帝这些暴君坐一桌，也不愿意跟李隆基坐一桌去。
“陛下，没有威胁，只是臣有些担心。”周良寅赶忙说道，陛下的想象力，总是在这方面如此的跃进，他就是有这个担心，陛下就想到了有人胁迫，就想到了安史之乱。
“真没有？”
“真没有。”周良寅指了指自己的补子说道：“陛下，臣现在是三品大员，刑部左侍郎，工党魁首之一，谁敢威胁臣？臣不威胁他们就不错了。”
“说的也是，周爱卿勿虑，朕有办法…等下，容朕缓思。”朱翊钧忽然有些怅然若失，他对着冯保说道：“冯大伴，拿十二件国窖，送到西山陵寝，祭祀文成公。”
王崇古生前十分喜欢喝酒，但凡是行军打仗的文武官，都好这一口，但随着年纪增长，自万历九年起，王崇古就再不喝酒了。
他要保证身体健康，要积累足够多的圣眷，保护自己的身后名，他一直燃烧自己到十七年的腊月三十。
“臣遵旨。”冯保不清楚陛下说得好好的，为何突然提到了王崇古，但他还是领命，让小黄门办事去了。
朱翊钧对着周良寅说道：“这事儿好办，周爱卿，如果有人胆敢逾期一年不交煤款，把欠账的单子给稽税院，稽税院代催。”
“嘶！”周良寅本来还在头疼驰道修通了，煤款是否能够顺利支付，但陛下这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这让周良寅豁然开朗。
这个办法的毒辣，简直是读书人才能想出来的办法！真的是太毒了！
“陛下圣明！”周良寅再拜，这真的是圣天子了，不给煤款一定是没有完税，让稽税院代催，简直是破局妙手，妙不可言。
“朕不过是拾人牙慧，这都是文成公的主意。”朱翊钧示意周良寅免礼。
周良寅眉头稍皱疑惑的问道：“文成公遗策？”
朱翊钧没有保留，把晋商搞得恩情债详细的说了一遍，只不过没有提及这恩情债和捣巢赶马的联系罢了。
王崇古的亡语，不仅仅是提醒恩情债这种办法可以对外，也能够用于对内，提醒皇帝，要利用好手中的工具，调节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
“陛下圣明。”周良寅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思虑再三，不觉得这是王崇古的主意，王崇古就是觉得安南要教训，恩情债这个手段，十分合适。
用相同的手法，利用稽税院调节地区发展不平衡，地方与地方的经济往来矛盾，完全是陛下个人的理解，不是王崇古的本意，根本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朱翊钧和周良寅聊了大约一个时辰，周良寅在官厂营造和官厂经营上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在周良寅看来，屯耕和官厂，看起来天差地别，其实是一回事儿。
在他看来，工农不分家，屯耕是生产，官厂也是生产，殊途同归，他用屯耕经验来营造经营官厂，无往不利。
朱翊钧颇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受益良多。
“臣告退。”周良寅再拜，离开了通和宫御书房，前往吏部勘验火牌印绶，到刑部走马上任去了。
如果关心邸报，心思稍微敏锐的人，就会发现，自万历九年后，张居正在刻意的降低自己的影响力，其身份已经从万历维新的主导者，变成了一个辅佐纠错的身份。
万历维新的主导者变成了陛下，代表着大明权威人物只剩下陛下一人。
万历九年之后，张居正推出了两个新政，一条鞭法和吏举法，一条鞭法只在松江府施行，其他地方紧急喊停，而吏举法是万历十五年才开始推行。
这自然是因为张居正归政，权力收缩导致的结果，但更是张居正自己有意为之。
这些年，张居正一直在捣鼓他那套连皇帝都不是特别认可的恩情叙事，这看起来有些笨拙，和过去那个张元辅、张先生，有些格格不入。
“骆思恭，我问你个问题，如果陛下下旨，让你的剑刃对准陛下，你会怎么做？”张居正把骆思恭叫到了全楚会馆书房文昌阁内，问了骆思恭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额，比试吗？如果是比试的话，我一定会倾尽全力。”骆思恭虽然不明白元辅这么问，还是照实回答，只有全力以赴的比试，才能让陛下武艺精进。
陛下今日能连开十五次虎力弓，过一日还能再开，这里面有他骆思恭的功劳，陛下从来不是柔弱无力、没什么自己主见的先帝，陛下是能开虎力弓的猛人。
“不是。”张居正摇头说道，不是比试，那意思就很明确了，如果皇帝真的让骆思恭弑君，骆思恭会如何做？
骆思恭思索了下，没有丝毫犹豫的说道：“那我就自杀，君命不可违，陛下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但这事儿我做不了，自杀就是了。”
“明白了。”张居正露出了一个笑容，颇为认可的说道。
“你下去吧，我把这几份奏疏写完。”张居正示意骆思恭可以继续找辣椒去了，他要做事了。
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会面临种种考验和诱惑，需要面对权力、宗教、金钱、美色等等异化，如何在这些异化面前，保持清醒？
这个问题，张居正想了几十年，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忠诚，用忠诚去对冲这些异化和诱惑，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性。
对陛下的绝对忠诚，逐渐演化为对大明的绝对忠诚，对大明万民的绝对忠诚，就是张居正最终要完成的恩情叙事的全貌。
过往的忠，是狭义的，局限在了忠君之上，而现在，张居正通过构建恩情叙事，完成忠从狭义到广义上的扩展。
张居正很快写完了自己的奏疏，而后在内阁先跟凌云翼、沈鲤、张学颜商量，内阁形成了一致意见后，呈送陛下朱批，奏疏并没有被皇帝打回，次日清晨，皇帝将奏疏拿到了廷议上进行廷议。
张居正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将皇帝之前亲自注解的四书五经，进行了再次校准，并且进行了很精准的释义，防止误读，皇帝邸报圣旨编纂成册，以四字韵文，编写了1200言，以《圣人训》为名，编纂了一百五十事。
将这些内容，确定为了三级学堂必读必考内容。
第二件事，对院试、乡试进行全面改革，下一科开始考新四书五经、圣人训里的内容，而且农学纳入了乡试范围。
第三件事，从内阁到天下臣僚，要对新四书五经、圣人训、算学、农学四种学问进行考成，不求研读，但要求真的看完，形成普遍共识。
“朕觉得《圣人训》这个名头实在是太大了，不好，改为《维新记事》；只讲朕说的话，不好，将历年收录的邸报进行汇编，才算完整。”
“《蒙求再编》从伏羲开天讲到了隆庆年间，那么《维新记事》就讲万历年间的维新故事，也让天下士林知道，朝廷的政令有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省的忘了为何要出发。”
“格物博士、忠勇英烈，都值得大书特书，尤其是侯于赵《翻身》这一篇，也格外重要。”朱翊钧提出了具体的修改要求。
他从来没有阻拦张居正搞恩情叙事，可张居正提出的这套解法，但太过于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朱翊钧认为不太妥当，因为完全不符合行之者一，信实而已。
维新之功，既有君圣臣贤，更有万夫一力，过于片面强调皇帝的英明，反而让人无法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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