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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德意志的“印度”——俾斯麦的政治学反思
“据我了解，所谓的世界政策，其任务只是支持和推进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贸易，扩张我们人民的劳动力、活动和才智。我们无意执行侵略性的扩张政策。我们只想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顺理成章地取得的极重要利益。”
——伯恩哈德冯比洛(1900)
海权战略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它绝不是自在之物，更不可能“统率”整个国家战略。恰恰相反，海权战略是依附于国家战略存在的。声称英德海军竞赛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源头，或者威廉二世对海权的追求葬送了欧洲的和平之类的言论，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其实，起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才是威廉二世海权战略破产的根本原因。
回望历史，总有人将德国挑动一次大战与帝国宰相比洛的那个“阳光下的地盘”的著名演说联系在一起。似乎正是追求殖民地才使得热衷于海权的威廉二世带领德国和英国爆发冲突，实际上这二者并无直接关联。
恰恰相反，战祸的根子在俾斯麦那里！
丘吉尔的赠礼
尽管许多学者高度赞扬俾斯麦为德意志帝国安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指出，正是由于俾斯麦的鼠目寸光，才最终酿成了帝国的崩溃。威廉二世虽然有其性格缺陷，同时也被公认是一战元凶之一，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沿着俾斯麦早就为他规划好的轨道前行而已。
问题的核心就出在德意志的“印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身上。
1914年7月31日深夜，“断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必将站在同盟国一侧与大英帝国为敌的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发布书面命令，将土耳其向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已经付清全款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战列舰和“雷夏德”号战列舰强行征用，而且事后援引购舰合约中的强盗条款拒不退款。只是勉强同意每天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支付1000英镑这样微不足道的“租金”——甚至还不到按照8优惠年利计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两艘战列舰支付的全部价款大约522万英镑的日息1145英镑。
仅仅过了不到半个月的1914年8月中旬，德国宣布以“出售”的名义，将终于摆脱了整个英法地中海舰队围追堵截逃进土耳其的、几乎是崭新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连舰带人赠送给了在英国佬那里舰财两空的奥斯曼土耳其，德国分舰队司令苏舜少将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海军司令。毕生致力于为大英帝国寻找和制造敌人的高手丘吉尔，以实际行动帮助德国人最终将原本摇摆不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英、法、俄的敌人，捆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车，同时也证明了他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必将加入同盟国一方与英法俄为敌的“伟大预言”。
欧洲的“后门”
实际上，早在俾斯麦执政时期，一个始终萦绕帝国政府的问题就是，到哪里去为德意志帝国寻找一块像“印度”那样美好的殖民地。
非洲？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早就是法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的比塞达成为了地中海一个难以忽略的法国海军基地。摩洛哥也并非无主之地。而埃及就更不用说了，早已成为了英法的势力范围。南非虽然富庶，但是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麻烦不断，一封克鲁格电报就已经使得英德关系高度紧张。至于西南非洲、中非和东非，虽然德国人早在16世纪就已经踏足，并且在近代圈地成功，但是由于当地过于荒凉同时人口稀少，离产生实质性效益的公众希望，还遥遥无期。
远东？印度支那早就落人了法国的口袋。逞罗和缅甸已是他人之物。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是荷兰与英国的传统属地，菲律宾已被西班牙经营多年而且即将易手美国。朝鲜半岛是中、日、俄关系的焦点。至于中国嘛，太大也太敏感。虽然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使德国凭借大使克林德男爵在北京街头被杀，获得了主导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机会，也由此巩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使青岛成为了德国在远东最巩固的据点；但是遥远的东方对德国的价值毕竟有限——还是留给尼古拉去与日本人厮杀吧。为了这个地区的利益与所有谁备“利益均沽”的列强为敌？——不值！
南美？行不通。大洋洲？英国人已经先占领了。太平洋里的群岛？又太零碎。
看似山重水复，然而上帝却专门给德国留下了一个“后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贫弱，但依然是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块大陆的庞然大物。丰富的物产、庞大的人口、优越的地理、软弱的国家、腐败的政府、渴望独立的民族，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了进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良好对象”。
然而此地由于战略地位过于重要，因此还没有哪个欧洲强国真正去主导过其内部的发展。俄国人虽然在几个世纪中不断进行对土战争，但是英、法传统列强深知，一旦俄国最终获得了关键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那就意味着俄国彻底冲出黑海，进人地中海。温暖的海洋意味着阳光下的大陆，天知道沙皇和他摩下那帮无穷无尽的野蛮哥萨克会对文明世界干出什么事情来！
因此，欧洲主要列强的政治共识就是，既不能让奥斯曼土耳其强大到足以违抗文明世界的意志，妨碍列强们对其广阔国土的肢解或分而治之，但是更不能让其弱小到足以让俄国肆无忌惮地冲出黑海，或者进人小亚细亚和非洲！那样整个西南欧的政治版图就将发生巨变——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大英帝国都将成为输家。
在18531856年的俄土战争中，奥匈帝国以令人吃惊的“忘恩负义”报答了在1848年革命中救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俄国沙皇，逼迫其从占领的奥斯曼土耳其土地上撤军。而英、法联军则通过克里米亚战争彻底打消了俄国人在短期内获得地中海直接出海口的幻梦。
20年之后，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国的胜利和英、奥的军事威胁，给德国进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也为德、俄的最终反目埋下了祸根。
五只飞球的游戏
1878年6月13日，在俾斯麦的主导下，研究“东方问题”的柏林会议召开。在这次和会上，俾斯麦表面中立，然而却对英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多有偏袒，会议最终迫使俄国放弃了许多土地，奥匈帝国成为了巴尔干和南欧的主导者之一，而土耳其则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战场上失去的东西。
这场会议中最大的输家表面上是俄国，于是愤怒的俄国人将矛头对准了德国。德国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东方问题”与俄国反目，却没有从奥匈帝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在目睹了俄国及其斯拉夫兄弟国家的舆论对其进行的汹涌的人身攻击之后，俾斯麦惊恐于俄国可能与法国结盟的噩梦，不顾威廉一世的严辞反对，竟然策划了德奥同盟条约。根据这个在随后半个世纪遗祸整个欧洲与世界的条约：德奥两国一旦受到俄国的攻击，将全力对彼此进行支援；但是如果德法之间爆发战争，则奥匈帝国保持中立；如果俄国加入战争，则德奥将并肩作战。
这个条约，表面上是想通过德奥结盟抗衡俄法，最终逼迫俄国就范，从而“巧妙”地维持了欧洲的力量均衡。而且，俄国后来也确实在1881年加入了三帝同盟。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俾斯麦通过“联奥制俄”的战略转身，已经使得德国濒临战争的边缘。原因很简单：
首先，根据普鲁士德意志多年的战略经营，作为中欧大国的德意志帝国，要想免除两线作战的噩梦，就必须采取联俄战略，至少不能与俄国为敌。因为俄国拥有的巨大战略纵深和巨量资源使其属于“战之不能胜，败之足以亡”的噩梦国家——无论是闪电战还是封锁都不可能令其屈服。而奥匈帝国则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建立在二元王国政治联合脆弱性基础上的战争潜力，决定了她即使与法国联合也并不足以对德国构成威胁。可见，在柏林会议上得罪俄国纯属不智之举。换句话说，德国与法奥为敌不堪为虑，但是与俄国为敌则是背离了国策，此后整个德国总参谋部都不得不忙于起草东、西线同时作战的方案。为了应付这个困境而诞生的如自鸣钟般精确的施里芬计划在40年后的1918年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其次，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巴尔干地区复杂的宗教与********和各个列强的渗透，使得战争爆发的机率极高。一旦战争爆发，则俄奥之间的矛盾必将陷德国于进退两难之地。俄国为了防止德国进攻俄国，必然会与法国寻求结盟。而奥匈帝国一旦与俄国摊牌，则必然会拉德国下水。更麻烦的是，由于德奥结盟，则奥匈帝国必然会对俄采取强硬态度。那么巴尔干的冲突，奥匈帝国的军事冒险，立即会使德国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
第三，由于柏林会议的成功，德国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力陡然上升，这个垂死的帝国将德国视为抗俄的救星。但是问题在于，俄土是世仇，其矛盾远甚于德法之间的矛盾。因此，联土，即等于反俄。而俄国又被视为斯拉夫人的领袖，奥斯曼的友情对德国来说，则可能意味着整个斯拉夫世界的仇恨。
最后，俾斯麦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德国进入奥斯曼帝国不但等于堵住了俄国南下的出口，而且必将引起英国的反感——那虽然暂时不致命，但是终究是个麻烦。因为英国虽然不希望俄国战胜土耳其进入地中海，但是毕竟也不希望德国由此进入东方，从而最终威胁、大英帝国在中东和印度的利益。
果不其然，在柏林会议后，虽然第二次三帝同盟也别别扭扭地订立了，但是俄德之间却埋下了冲突和互不信任的种子。1885年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危机，导致奥匈帝国与俄国关系濒临破裂。俄国为了防止德国参战，急速与法国接近，企图用法国牵制德国。而法俄的威胁，则迫使俾斯麦不得不对俄备战并且猛烈提高关税，导致俄国出口德国的小麦和燕麦的税率上升50。俄国作为报复，宣布禁止外国人在俄国西部省份拥有地产，导致德国移民丧失了土地。
俾斯麦又发布了“伦巴第法令”，取消了俄国在柏林发行债券的权利。俄国紧接着将存款直接转移到了巴黎，并且立即就获得了1亿法郎的法国政府贷款——法俄结盟的经济基础日益显现。在德俄金融关系破裂后的3年时间里，巴黎取代柏林成为了俄国主要的海外金主。仅1888～1889年间，俄国就在法国发行了24亿法郎的有价证券，法国银行和企业大规模在俄国投资，无论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日俄战争还是尼古拉二世的大海军计划，背后都有着巴黎银行寡头们的身影。这种经济的密切联系将自然而然地推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同盟关系出现。
再保险保了谁？
眼看冤冤相报，俾斯麦虽然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在1887年6月18日又以一个堪称绕口令式仅仅为期3年的德俄再保险条约，获得了俄国暂时不参加德法战争的承诺。但是由于德奥同盟始终存在，因此巴尔干的死结依然无解。根据这个条约：
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占优势的合法性。双方约定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并重申在1881年已经同意的原则，即俄、德共同对奥斯曼土耳其施加压力，不允许黑海沿岸国家以外的外国军舰进人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达达尼尔海峡等等。
问题在于这个条约如果将与法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作为例外情况的话，那么事实上不但对于改善德国的安全形势毫无意义，而且还会使德国正式承担起巴尔干这个新的战略负担：
第一，如果俄国和奥匈帝国交战，尤其是俄国先动手的情况下，德国怎么办？因为根据德奥同盟：当俄国单独或者联合另外一个大国，对缔约的任何一方实施入侵时，那么缔约的另一方就必须投入全部兵力作战，直到取得胜利为止。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连俾斯麦自己都没有信心，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而站在奥匈帝国一方参战，正是老皇帝威廉一世所极力反对的。1888年3月9日，这位戎马一生的老皇帝在弥留之际将孙子小威廉误认为是皇太子腓特烈，叫到身旁所说的遗言，哈恰是：“腓特烈，你要切记，万事皆可搁置，唯独联俄不可忽略”。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俾斯麦已经将“联俄”通过“联奥”改写成了事实上的“反俄”。
第二，如果法国和德国爆发战争，那么俄国甚至是连“善意的中立”这个义务都不必承担的。那么缔结这样一个条约有什么用处呢？
第三，这个条约并没有阻止俄国和法国之间可能的结盟。尤其是“防御性”的结盟。
第四，如果德国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奥斯曼土耳其与俄国出现重大利益冲突之后怎么办？
第五，这个条约的附加条件是不允许“黑海沿岸国家以外的外国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达达尼尔海峡”，那么一旦英法奥要干涉俄土冲突，该从何下手？这实际上就默许了俄国将奥斯曼土耳其作为其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这种“排他性的授权鼓励”将为更加广泛的危机埋下祸根。
第六，这个密约完全没有考虑到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感受。继任的德国宰相卡普里维认为这个条约与亲英的外交路线格格不入，甚至怀疑俄国续约要约不过是想把其作为分裂德国与其联盟和德、英交好关系的工具。事实上德国外交部几乎所有的资深外交官都反对签署和续订再保险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条约完全违背了三国同盟中奥匈帝国的利益，一旦内容泄露，那么德国就将失去了盟国的信任。资深的德国外交部官员荷尔斯泰因相信，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德国随时陷入遭到俄国要挟的困境。
经过这样一个条约，我们不难看出俾斯麦的逻辑。他认为只要德国不参加“进攻性”的战争，那么专事防御的德国就是安全的，并且可以制衡俄国、法国和奥匈帝国。这位老宰相天真地相信他当年用来诓骗拿破仑三世首先动手从而挑起普法战争的把戏，在未来依然能够保证德国的安全。殊不知，经过普法战争后的10年光景，各国，尤其是俄国，关于战争标志的认识，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宣战”，转变为了“动员”。这种日益模糊的“进攻性战争”与“防御性战争”的界限，和对于这种界限的不同理解，将使结盟的对象国面临极其艰难的抉择。
归根结底，在一个各国主要是根据其自身利益来确定其行为模式的时代，仅仅寄希望于一个所谓的再保险条约，就奢望得到和平是幼稚的想法。更何况，在这个条约中，德国除了做出了一大堆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满足俄国要求的承诺以外，并没有从俄国那里得到事关国家安全的实质性保证。
那么，俄国可能会仅仅因为一个所谓的“再保险”就放弃“渴望沙皇陛下拯救的斯拉夫兄弟”吗？
答案毋庸置疑是否定的。
作茧自缚
果不其然，在这个被许多研究者念念不忘的再保险条约仅仅签署1个月后，麻烦就来了：
1887年7月，在违背俄国沙皇意愿的情况下，科堡家族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随后在1887年7月7日加冕成为保加利亚沙皇，第三保加利亚王国诞生。这位出生于维也纳，有着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法国波旁王室、两西西里波旁王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及匈牙利科哈里家族的血统，又与葡萄牙王室、英国王室、比利时王室有着亲戚关系的保加利亚沙皇，唯独与俄国沙皇关系冷淡，却与奥匈帝国如胶似漆。对此愤怒不已的俄国扬言要诉诸武力解决。俄国报界也充斥着对德国的谩骂，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德国，在柏林会议之后，在俄国的背后又捅了一刀。由此，俄国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与法国接近。
惊恐不已的俾斯麦，马上将《德奥同盟条约》送到伦敦，并致信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声称如果奥匈帝国受到来自俄国的威胁，或者英国和意大利受到法国的侵犯，那么德国将有责任对俄国或者法国作战。正苦于法俄联手干涉英国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埃及事务的索尔兹伯里，在明确了德国对奥匈帝国支持的义务后，在1887年的12月迅速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署了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保证了三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态度一致。
又一次感到被德国出卖了的俄国在列强的军事威胁下，被迫退却。而俾斯麦为了安抚俄国，转而支持其要求奥斯曼土耳其宣布保加利亚的斐迪南一世非法。但是得到了英国和意大利撑腰的奥匈帝国甚至连这么一个台阶也不愿意交给沙皇。经过一番艰苦的拉锯战后，夹在中间的奥斯曼土耳其终于在3个月后的1888年4月，用一纸文告满足了莫斯科的要求。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结果，进一步埋下了俄罗斯对德意志仇恨的种子。
而体会到了“联盟力量”的奥匈帝国，对巴尔干的野心在此后急速膨胀。眼看自己一手“再造”的保加利亚落入到“改宗”的斐迪南一世手中，愤怒的沙俄也不得不开始编织一张针对奥匈帝国——如果必要再加上其盟友的同盟网。令俄国沙皇稍感欣慰的是，那个既没有参加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又对德奥同盟愤懑不已的法兰西，正在不远处向沙俄频频招手。
自此开始，德国参谋部启动了对俄作战的实质筹划。而俄国也开始了同样的准备。一场大戏终于在20多年后以萨拉热窝的枪声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俾斯麦自娱自乐的“五只飞球的游戏”中，奥匈帝国成为了最大赢家。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获利非浅。因此，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开始迅速拉近——麻烦由此绵延不绝。
趟浑水的代价
早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就已经主导修建了著名的“东方铁路”，将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连接了起来——这条铁路进一步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加固。而此后，德国银行团也雄心勃勃地开始了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铁路这一被称为“3B铁路”的亚欧大陆桥的修建。这条铁路一旦竣工，就意味着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的奥斯曼土耳其核心区域和中欧地区，都将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意志帝国将获得自己的“印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威廉二世不但向土耳其派遣了大量军事顾问，推进了奥斯曼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更于1910年将勃兰登堡级前无畏舰的“大选帝侯”号以及“威廉堡”号慷慨地转让给了奥斯曼帝国海军。威廉二世甚至秉承俾斯麦“趟浑水”的衣钵，亲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访问，在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留下了足迹，成为了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第一位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并获赠土地的欧洲皇帝。
有了这样的铺垫，德国卷入巴尔干事务也就具备了更多的积极性。而到了1914年，在具有强烈反德意识的英国皇家海军大臣丘吉尔的不懈努力下，原本踌躇不定的土耳其也最终投入到了威廉的怀抱，成为了协约国一块难啃的骨头，并且让丘吉尔在加里波利达达尼尔战役中吃足了苦头被迫下野。
然而，从全局看，尽管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国，有着十足的理由去寻找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去攫取自己的“印度”。但是，俾斯麦在柏林会议的表现却存在着致命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德国在奥斯曼土耳其并没有核心利益。
实际上，在1878年德国即使不召开柏林会议，英国照样会阻止俄国独霸黑海削弱土耳其，而奥、俄关系的紧张就与德国无直接关联。退一步讲，即使英奥与俄国真的爆发战争，德国只要置身事外就没有不利影响。此后，俾斯麦的“补救”措施——德奥结盟更是大错特错。这样一个同盟不是暂时性的，一旦签订，继任者就很难废除，俾斯麦对此明显估计不足。而再保险条约和德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蛇鼠两端，则进一步加大了俄国与德国的互不信任。
如果没有这个错误在先，威廉二世纵然再厌恶俄国，也不可能主动站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一边向他的表兄弟尼古拉二世开战。毕竟自始至终俄国和德国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奥匈帝国和俄国间就不是这样的了。换句话说，不取悦奥匈帝国，德国照样可以进入土耳其做生意，并最终伺机将这个垂死的奥斯曼帝国半殖民化。
获得阳光下的地盘并没有错，但是纵身跳进浑水就得不偿失了。
一句话，祸根是俾斯麦亲手埋下的。此后，尽管他和威廉二世都不约而同地竭力希望将俄国扩张的战略方向从“南方”扭转到“东方”，从而避免由于巴尔干和近东可能出现的俄奥或者俄土对抗将德国拖进战争，但是两人对俄国战略意志和国家利益的目光短浅，最终使其祸水东引战略破产。
“第三罗马”的野望
对于俄国而言，巴尔干是不可能被漠视的，原因很简单，既有宗教上的、民族上的，也有历史上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
从宗教上看，俄国奉东正教为国教，而巴尔干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也信仰东正教。这种宗教上的联系，使得国家间的对抗，难免会具有“宗教圣战”的背景。在宗教联系的巨大影响下，沙皇政府不可能背弃社会上主流********，而对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抱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从民族上看，大多数巴尔干地区有斯拉夫人居住，而俄国自认为是斯拉夫诸民族的保护者。该地区渴望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民族心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在德国实现统一建立民族国家后，空前高涨。斯拉夫人渴望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巴尔干斯拉夫人的统治者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却都是多民族混居国家。复杂的民族成分使奥匈帝国境内的一部分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天然产生“无主情绪”——向往来自沙皇的拯救；同样的民族情绪在被认为是受到异教徒严苛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境内存之更甚。这类解放同胞、充当巴尔干斯拉夫人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甚至“并吞”该地区的民族情结，在俄国国内必然会产生迫使沙皇政府插手巴尔干事务的强力冲动。
从历史上看，自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历代沙皇就一直强调其作为罗马帝国皇帝的正宗嫡传接班人的合法性。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自诩为“第三罗马”的虚荣一直是俄国统治者追求的目标。这种历史上的联系，使这个由于联姻关系而可追溯正朔的帝国，天然相信其对东罗马帝国故地巴尔干诸地区享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甚至足以延伸到地中海和北非沿岸。基于这种历史联系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会驱使俄国将注意力聚焦于巴尔干。
从政治上看，相对脆弱的社会稳定结构，使得沙皇政府必须要靠对外实行强有力的帝国主义战略所带来的荣耀和狂热，才有可能疏解国内矛盾对政权生存的巨大压力。而在俄土战争后，特别是在《圣斯特凡诺条约》下获得的利益得而复失，所造成的俄国社会对巴尔干半岛的高度关注，必然会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
从经济上看，巴尔干地区毗邻俄国温暖的南方地带和工农业中心，这里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经济贸易往来，远远胜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沿线的滨海地带与俄国欧洲部分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俄国远在北海、波罗的海、日本海的北方门户港湾冬季的封冻，使得黑海沿岸的永久不冻港对俄国经济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黑海和地中海通道，俄国不但可以加强与法、意和北非的经贸往来，还可以使得通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太平洋的通道，成为向印度洋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投放力量的另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其经济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从战略上看，控制黑海沿岸，尤其是控制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达达尼尔通道，获得进入“温暖海洋”的战略隘口，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届沙皇的既定国策。为实现此目的，俄国不但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而且不惜与英、法等欧洲列强交战。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懈努力，足以证明这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一旦获得这一通道，不但意味着彻底解除俄国西南侧翼所受到的来自土耳其人威胁，更意味着终于突破了列强环绕的波罗的海“浴缸”对俄国政治、经济的限制，使得俄国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空间。
从现实上看，尽管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力主兴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终于使得俄罗斯的战略力量获得了向东方的投掷通道，但是俄罗斯帝国毕竟是一只“双头鹰”——向东方的扩张并不妨碍其对近东的野心膨胀。实际上，“东方”也不是沙皇可以任意施展的战略真空。所以尽管来自“黄俄罗斯”的诱惑一直吸引着沙皇的注意力；但是在俄国的战略排序中，其他列强早已涉足甚深的中国的地位一直远远排在奥斯曼帝国之后。换句话说，东方战略不过是俄罗斯帝国的战略末端而已，近东才是重点。
从另一方面看，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惨败，也使得俄国无力在短期内去恢复在东方的战略影响。日俄战争的失败使得俄国上层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俄国在远东胜利的可能性与俄军战略力量从欧洲向远东投掷的距离成反比。俄国在远东经济实力过于薄弱，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足以支撑东方战略的实施。在1905年后，很明显，俄国的东方战略已经由战略进攻转变为维持战略守势，以此为重建对日本的战略优势争取时间。因此，靠近俄国力量中心地带的黑海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就必然会成为俄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这些因素搅在一起，使得巴尔干地区必然会成为俄国的核心利益区——这一点到今天依然没有从本质上发生改变。这就决定了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这种矛盾造成德国陷入战略被动的必然性。而似乎还担心这种局面不够混乱，以及斯拉夫民族和俄国各阶层对德国的厌恶与仇恨还不够深，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还在通过执行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亲善政策，更深入地卷入到了地区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之中，最终酿成大祸。
实际上，对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也是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争的重要动力。根据1915年英法俄签订的《君士坦丁堡协定》，协约国勉强同意，如果获胜，俄国就可以并吞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达达尼尔海峡及其两岸的大片土地。
1916年4月26日英国代表赛克斯和法国代表皮科在伦敦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该协定为了换取俄国同意英法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一步满足了俄国吞并安那托利亚东北部的要求。根据该协定英国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国获得提尔以北的叙利亚领土、阿达纳省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约旦河以西、从加沙到提尔的巴勒斯坦国际共管。而俄国则不但可以获得她最关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还可以获得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部分领土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300多年的统治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内部迫于革命的压力曾经在是否退出战争的问题上有过犹豫，但是当他们得到英法的承认并得知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后，马上决定继续参与战争。1917年5月3日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克夫关于“遵守协约国同盟条约义务，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外交照会一经刊出，马上引发了人民的愤怒。从某种意义上看，对君士坦丁堡的贪婪已经成为了沙俄政府及其继承者帝国主义心理的集中体现，他们的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贪婪最终也为十月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顺理成章的铺垫。按照列宁的话就是“再屠杀数百万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
战略大师俾斯麦对于俄国核心利益和巴尔干问题的错误判断最终使得第二帝国付出了毁灭性的代价。虽然1887年俾斯麦绞尽脑汁设计出来了一个俄德“再保险条约”，但是这个条约的核心却是：如果德法开战，俄国应该保持中立——丝毫没有解决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奥俄在巴尔干问题上开战，那么俄德关系如何处理？这在1885年的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可能将其各自的盟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卷入直接战争——那么德国怎么办？
很遗憾，根据俾斯麦的结盟战略，答案是：无解！
显然，为了这个德意志的“印度”和那顶空洞的“欧洲仲裁者”的帽子，对威廉一世的警告充耳不闻的铁血宰相透支的代价过大了！俾斯麦的“纵身一跳”，使得身后的德国通过与奥匈帝国结盟而与巴尔干这个火药桶，从此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而最要命的是，导火索和打火机却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中。请记住我们的网址：谍中谍,碟中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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