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的力量——创建海权的国家意志与社会经济心理学素描
“正是由于这些政府懂得如何使用它们的舰队和海军部的力量，以及《海关法》和《航海法》这一套工具，迅速地、大胆地而且明确地为本民族和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他们从而才能在这场斗争中，在财富和工业繁荣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尔(1884年)
在拿破仑的时代，即使拥有全欧洲大陆的船厂和森林，法兰西皇帝急剧膨胀的舰队依然无法挑战大英帝国的海权。然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后，大英帝国的海权却在两个德国人的通力协作下变得岌岌可危了。
从各个方面看，1914年之前的威廉二世不但生逢其时，更是生逢其“士”。几乎所有的海军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阿尔弗雷德冯提比茨元帅的辅助，德国海军的扩张至少不会那么地一帆风顺。
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在这位1897年以海军少将军衔升任海军国务秘书的工作狂的宣传攻势下，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德国各界人士组成的群众组织——海军联盟的付费会员就达到了25万名。而在这方面，有着悠久海军传统的英国人尽管动手早了3年，但是英国国内类似组织的人数却远逊于德国。
时至今日，那些认为海权在新技术革命面前已经过时的人们，实际上忽视了海权提供的并不是单纯的打击能力或者机动兵力。海权提供的是陆权或者制空权所不可能提供的持续、显著和有效的力量投送与控制能力、经常性存在与前沿部署能力、干涉与威慑能力——尤其是在遥远的、国际敏感地带或者缺乏基地的地区。
这种意义上的海权尽管不一定要压倒所有对手，但是对于一个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大国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种国家本身的“巨大”，决定了它不可能免费搭乘另一个国家的海权便车，或者要求其他竞争对手为其垫付维持海权的成本。因此，如果没有工业巨头们慷慨的捐助，没有政治家们的通力支持，没有思想家们理性的引导、没有民族主义者们激动人心的鼓吹，即使是在德国这样一个皇帝具有无上权威的国家，谋求海权的持续努力也是不可能出现并成功的。
经济基础、民族主义以及政治角力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威廉二世的德国不得不结束俾斯麦时代将帝国政策局限于欧洲就心满意足的状态。那些忽视了世界帝国和海军舰队对德意志国家的社会经济必要性分析，而过分看重皇帝意志的人们，经常无视的提比茨元帅的一句话，却更准确地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海军的建造并不是按部就班就可以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钱”。
巨兽醒来
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他1651年出版的名著《利维坦》中，借用《圣经旧约约伯记》中关于3个统治着陆地、海洋和天空的巨兽的记载，将国家这个超越人力的庞然大物称为“利维坦”。有趣的是，《圣经》预言，这个统治海洋的巨兽“利维坦”，和另外两个分别统治陆地和天空的怪兽“比蒙”和“以枝”都将在“末日审判”中，成为献给上帝和人类的“祭品”。这多少让人想起了在共产主义学说中那个最后的大结局：“国家的消亡与人类的解放”。
几个世纪后，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将一个“异化”的哲学概念系统化了，其基本含义大概就是人创造了某种东西来服务自己，然而这种东西最后竟然反过来成了统治人的东西，比如说“钱”和“国家”。也就是说手段成为了目标。在霍布斯那里，利维坦就是这么一个怪物，人们创造了它，并且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它，但是它却成为了社会和人的主宰。
钱的重要性对********机器也不例外！在跨入大工业时代帝国林立的欧洲，“穷”兵是“武”不起来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钱的数量决定了可供使用的资源规模，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尤其是对于海军这种昂贵的技术兵种而言，提比茨深谙此理。
实际上，无论是威廉二世也好，还是提比茨也好，他们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所创造的“执行者”而已。他们力量的源泉都来自于一个日渐成熟与强壮的巨大的“怪物”德意志国家。
1913年德意志帝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为35.21亿德国马克，相当于1.71亿英镑，而英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额为1.92亿英镑，二者已经非常接近。与直观看法不同，由于帝国内部各邦国承担大量的社会性开支和地方债务，因此中央政府——帝国政府债务较低。到1914年，德意志的帝国政府债务总额为49.2亿马克，折合2.94亿英镑，而英国的帝国政府债务则高达7亿英镑！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个没有大量殖民地的后发新兴工业国家，如何保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历史证明，当时最有效的缓解工业制造能力过剩的途径，就是发展庞大的军事工业，通过政府的军事订货加速企业的资本积累，同时推动工业技术的进步。
对国家而言，谁提供了最主要的赋税，谁的诉求就必须被认真考虑。
经济大俱炸
1872年，当福克斯先生80天环游地球的事迹在《时代》杂志的刊载引来如潮好评时，绝大多数人依然是将其作为儒勒凡尔纳的又一部充满想象力的科幻小说来看的。很少有人意识到，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小说里的一切几乎都变成了现实，而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秩序、力量对比也随之改变了。
继意大利王国的统一，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欧洲的政治家们意识到核心区域的政治版图已然确立。由铁路和克虏伯大炮武装起来的新兴德意志帝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论是俄国还是法国、奥地利这样的传统强国，都不可能指望在没有其它列强援手的情况下，单独击败德国。一个以柏林取代巴黎而形成的新的欧洲大陆“稳定态”，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给欧洲的心脏地带带来了持续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意味着长期的工商业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被基本消除。投资热情的释放和经济的发展，使德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1871年，德国的人口大约是4105.9万，而到了1914年竟达到了6400万。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德国的城市人口从1870年的占4100万全部人口的36，迅速上升到了1900年占全部600万人口的54。
1871年，生活在5000人以下的村镇中的居民占全部人口总数的大约76；到了1890年俾斯麦下野时，这个比例下降到了67；而到了191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40％以下。当年德国的城市总人口达到了3897万人，比1871年净增长了2418万人！其中生活在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达到了2250万。柏林的人口在18801910年间增长了2倍，达到了373万人，成为了欧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
“举国一致涌向城镇”使得德国进口外国食品的数量猛烈增长。俾斯麦对农产品采取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导致了德国粮食价格的提高，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德国工资价格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化学合成工业，德国工人成为了世界上食用廉价人造黄油最多的消费者。
德国工业发展中，科学和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1619年魏玛公布的学校法令规定“父母应送6至12岁的男女儿童人学，否则政府就强迫其履行义务”。1763年8月12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签署了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德国统一后，在和平环境中，德国人对于科学的追求热情极大地迸发了出来，德国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制定了完备的计划，也为经济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德国化学工业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大多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化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敏锐地将最先进的化学成果工业化，以克服德国在原料方面的先天不足。19世纪末，当传统的勒布兰制碱法还是英国化学工业基础的时候，德国已开始大规模运用索尔维制碱法。其结果自然是德国精细化工和合成染料业一举打破了英国在原料上的垄断。德国硫酸制造商可以任意侵袭想占领的化肥和化工市场。
1897年，在合成染料制造方面后来居上的德国人将合成靛青染料投放市场后，几乎瞬间就击垮了英国在印度20万英亩的靛青种植园。到了1900年，一些生产化学合成染料的企业不但成长为了巨大的康采恩，而且改变了纺织业的世界格局：英国虽然依旧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纺织大国，但在此时纺织品所离不开的化学染料，其全球产量的80％却是德国人从煤炭中通过化学方法提供的。法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学制造商。
以钢为纲
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先声夺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钢铁工业的领先。欧洲大陆铁矿石与英国不一样，含磷量高，无法用当时的常规方法炼钢。没有钢铁，也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工业、商船和舰队。从这个角度看，在那个真理的有效距离由大炮的射程决定的“文明年代”，正是铁矿石的性质决定了欧洲政治力量的对比。
1875年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碱性炼钢法在英国问世，迅速改变了德国的窘境。并吞阿尔萨斯洛林获得的占帝国全部铁矿储量60％以上的6亿吨含磷铁矿，终于成为了德国工业革命的可用资源。德国在钢铁工业的进步，使其在1900年取代英国成为了欧洲最大的机器和钢铁制品出口国。到19世纪末，德国的钢铁年产量不但超过了英国1/3，而且在加工技术上青出于蓝。克虏伯公司已经能够轧制130吨重、30厘米厚的钢材，克虏伯装甲钢甚至取代了哈维钢成为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的标准装甲钢。
钢铁工业的进步直接推动了德国造船业、航运业和对外贸易。1881年，北洋水师从德国订购的“济远”号巡洋舰和两艘定远级铁甲舰，就是德国在集造船业和整个工业尖端技术于大成的军舰制造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的有力佐证——日本为了对抗这两艘改变了远东海军力量平衡的铁甲舰绞尽脑汁，其采购的法系“三景舰”无论在火力还是防护上都无法与之抗衡。甲午海战中，“定远”号中弹159发、“镇远”号中弹220发后依然具备战斗力。在北洋水师覆灭后，日军在考察掠获的“镇远”舰时绝望地发现，尽管该舰在海战中被各种口径的日本舰炮命中了220发，但无一击穿其主装甲。
1870年以后德国造船业作为一个龙头产业，迅速整合了德国各个领域的工业力量，使其掌握了此前只有英国才能熟练运用的工业社会核心竞争力——大规模复杂系统集成能力。当时正处于一个船舶动力和材料巨大变革的时期。1870年9月8日，挂满全帆的英国皇家海军7787吨的“舰长”号低舷蒸汽铁甲舰在风暴中沉没，包括设计者科尔斯和舰长在内的427人遇难，全部舰员中仅有17人幸存。这个悲剧最终推动了蒸汽动力全面取代风帆成为了现代化舰船的主要特征。
德国在钢铁等方面的成就与其对科技的开放心态有关，这点与拥有大量排他性殖民地市场的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世纪末的英国工业中，真正的大规模生产占支配地位的部门很少一大部分工业部门都是受到传统技艺限制的小批生产。与大量引进包括英国先进科技改造生产的德国人相反，英国人似乎不鼓励任何可能对质量产生波动的降低成本的革新。面对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英国人都惯常提出一种威尔士马口铁制造商固步自封式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任何别的傻瓜，已经试用过这个方法？”
后来居上
威廉二世从他的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的，是一个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凭借后发优势，迅速现代化的国家。这个以容克军官团为基础的军事帝国经过近20年的休养生息，到威廉二世继位时，其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了宿敌法国和几乎所有的潜在竞争对手与潜在盟友，甚至已经足以撼动大英帝国那不可撼动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到了1890年前后，德国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英国的欧洲最主要工业国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德国在钢铁、发电量方面已经超越包括英国在内的3个协约国的总和，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工业国。这种来自经济基础的宏观支撑为威廉二世发展海上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1913年，德国的GDP从1871年的140.13亿马克，上升到了524亿马克。而英国本土的GDP是23.54亿英镑，如果按照1913年1英镑大约等于20.55马克的汇率，那么德国的GDP大约是25.5亿英镑，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了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成绩是在代表海外贸易的重要因素——商船吨位仅为英国的不到三成的条件下取得的。
自身的迟钝加上德国的竞争，使得英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利润迅速减少。以钢轨为例，欧洲的钢轨价格在18721881年间下降了60，而美国销售的钢轨价格在18751898年间下降了超过90。大批形不成规模产量的传统英国企业倒闭。由于英国国内无法为铁路工业、机器制造、电气工业提供足够多的市场，因此英国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对外投资和出口工业品。英国的对外长期投资在18701900年间从1亿英镑增加到了25亿英镑。这反过来又使得其在一切开放市场上受到德国的排挤。
于是，一方面英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型制造业由于利润微薄和工资价格上升在经济中所占的突出地位开始下降，如肥皂等轻工业和航运业、零售业、渠道业、服务业、保险业和提供享乐以及奢侈品的产业的比重却由于英国有印度之类的广阔市场而快速发展，18711875年间，英国货物进出口逆差平均为6500万英镑，但无形贸易的顺差竟然高达7800万英镑，产业空心化的阴影在利润率的掩护下已徘徊在了不列颠上空。
英国在1870年后所表现出的这种“科技工业化痴呆症”，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时的英国观察家们对德国工业“抢占”英国传统市场，产生了日益不安和愤怒的情绪。他们在1870年之后的历次经济危机中，都将英国的问题归结于德国的生产。英国国会中的党棍们不是指责英国外交部使用巴伐利亚制造的铅笔，就是指责进口德国罪犯生产的廉价刷子夺走了英国劳苦大众的就业机会。总之无论对错，是德国损害了英国出口商而得到了好处。这与今天某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指责倒是颇为相像。这种情绪在20世纪初导致了英国几乎全民的反德狂热，并最终为全面战争的爆发提供了经济理由和群众基础。
共产主义者俾斯麦
在威廉一世的时代，俾斯麦是帝国事务的实际独裁者，帝国议会只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保留的绊脚石而已。尽管俾斯麦对于德意志的统一居功至伟，但他在国内政治的许多方面却一筹莫展。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的敌人包括：有分离主义倾向或者脱离中央管理倾向的天主教势力，代表是天主教中央党；有自由主义倾向，打算削弱帝国政府的民主分子，这个势力的代表是各种流派的自由党以及代表工人阶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发动了打击曾经反对德意志统一的梵蒂冈天主教教会势力和有分离倾向的天主教中央党的“文化斗争”，逮捕了科隆大主教、波森大主教、两个辖区主教、取缔了耶稣会、撤换了1300个教区的教士，并巨通过1873年5月颁布的《五月法令》等等一系列法令剥夺了天主教会在教育和婚姻以及教士的言论自由、与教皇爆发正面冲突之后，1875年2月教皇颁布通谕宣布普鲁士政府的全部法令无效。俾斯麦绝望地发现中央党作为“受迫害者”竟然得到了大众的同情，其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席有了大幅增加，帝国政府的预算愈发难以通过。
于是俾斯麦决定暂时与教皇、教会和中央党休战。俾斯麦与教皇互赠照片，并获颁教皇勋章。在放弃了与曾经支持帝国政府但已日渐衰微的民族自由党的结盟后，俾斯麦转而与昔日的对手中央党结盟。因为以“文化斗争”的幌子掩护下的这场各邦反普鲁士权力斗争运动的交战各方，在这个快速工业化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共同敌人：工人运动。
德国国内众多的产业工人在俾斯麦执政的后期已经形成了足以抗衡老宰相的政治力量。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俾斯麦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国际党”对于帝国的前途而言要比中央党那个“神甫党”更可怕。在这方面他的确很有先见之明，因为在他去世后20年，正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国会的阳台上宣告了帝国的灭亡。
187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只有1个议席，但此后每选举一次，其议席就会有所增加。在1912年的最后一届帝国议会选举中，拥有近100万登记党员和400万选民支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29％的选票，取得了28％的议席，其作为德国最重要的政党力量的地位横贯帝国和共和国时代，直到纳粹取得政权为止。俾斯麦对社民党的恐惧要多于厌恶，以至于他一直寄希望通过比对付中央党更严厉的法令对付社民党。在立法要求屡遭挫折后，1878年俾斯麦终于等到了机会。
1878年5月和6月，连续发生了两次针对威廉一世皇帝的刺杀事件。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证实两次行刺与社民党有关，俾斯麦还是操纵帝国议会在1878年10月10日，三读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非常法》)。在当年10月22日该法生效，此后直到俾斯麦下台前的12年间，围绕该法的存废一直是困扰俾斯麦的难题。
为了有效地抵消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在广大的穷苦人民中树立保守思想”，俾斯麦一手执行“鞭子政策”，另一只手也摆弄起了时髦的“糖果政策”。俾斯麦在一次与一位学者的谈话中令人震惊地宣布：“我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从1883年开始的6年间，俾斯麦相继制定并推动国会通过了3个国家社会保险法案。到了1900年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总额已经达到了5亿马克，500万人领取保险金。毫不夸张地说，俾斯麦所奠定的帝国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成为了在二战后欧洲各国普遍效仿的福利国家的原型。
但是这位“共产主义者”却依旧拒绝在保障女工、童工以及劳动时间、法定休息日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上做出努力。对于这位惯于乡间庄园生活的容克地主来说，这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自然就导致了俾斯麦的政治态势很难得到改善，左翼说他避重就轻伪善狡诈，而右翼则攻击其已经成为了“俾斯麦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
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皇帝以91岁高龄去世，57岁的皇储即帝国皇帝位，是为腓特烈三世。这位新皇帝一方面是普鲁士军官出身，亲身参与过德国统一战争；另一方面却被公认为由于常年游走于英国宫廷，同时又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长公主为妻，深受英国式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与俾斯麦早有嫌隙。
腓特烈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曾经在1870年元旦的日记中写下过这样的文字：“甚至今天，我仍然认为，德国本来可以不用铁和血，而可以‘在道德上征服’别人，成为统一、自由和强大的国家……将来我们的崇高而极其艰难的任务，就是解除今天世人对我们亲爱的德意志祖国毫无根据的猜疑。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新获得的权利对人类不是危险的，而是福音”。
德国的自由派据此认定这位未来的皇帝是一位反普鲁士主义的开明君主，而俾斯麦也对这位皇储颇为忌惮。不过英国人替他除去了烦恼，腓特烈即位前已罹患喉癌，由于太子妃坚持要由英国医生决定治疗方案。结果这位大夫误诊，导致治疗时机错过。腓特烈三世在即位时已经病入膏肓，其喉管被切开插入一根银管维持生命，丧失了说话能力。99天后的1888年6月15日，腓特烈三世去世。德国迎来了一位29岁的年轻皇帝，俾斯麦也迎来了其一生最大的麻烦：威廉二世。
社会皇帝登场
一位外国外交官在1891年这样评价威廉二世：“他脱掉军服，穿上工人的工装裤，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载入史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决心借助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把工厂当作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威廉二世尽管对工人运动并无好感，但作为国家元首，他也不得不想办法尽可能地把不断壮大的工人队伍从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争夺过来。
威廉二世的药方是民族主义、反失业、新教主义、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偶尔伴随反犹太主义。抛开其目的不谈，威廉二世的这些政策在1913年之前是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的。
首先是失业率相对稳定。从18901913年的23年间，德国的失业率只有4年超过3，而在英国则有19年高于3，有8年高于5。
其次是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提高。从1890年后的23年间，德国工人工资提高了至少66％，而同期英国工人的工资则只提高了20。尤其是1900年以后，德国工人的工资提高得更快，1913年德国产业工人工资提高了38，而法国只提高了17，英国仅仅提高了13！同期英国工人的实际收人几乎没有上升，而德国工人的收人扣除物价上涨增长了大约9，和法国基本相当。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相对开明的****统治，为威廉二世赢得了“社会皇帝”的称号。实际上，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早期的威廉二世对工人的态度相对缓和。这一点与对工人运动极其冷酷的俾斯麦和他的英国同行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对待工人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则构成了新皇帝与老宰相矛盾的核心。
威廉二世曾对英国对待工人的残酷做法极为不满地评价道：“忽视了自己的工人，把工人像柠檬一样榨干后，便像废物一样置之不理了”。他号召工人与雇主间建立同事般的关系，他命令雇主们在工资上做出必要让步。与同情工人处境的威廉二世相反，在“共产主义者”俾斯麦看来，这纯属胡闹。宰相希望用暴力去收拾那些不守纪律的家伙。他对小皇帝教训道：“一味迁就会使民众的贪欲变得永无止境。永远也不会使工人感到满意……可是让我们先想想现在的抉择吧：有产者义愤填膺，社会主义者蠢蠢欲动。”面对动辄以辞职相要挟的宰相，羽翼未丰的皇帝只得谦恭地表示：“我微不足道的阅历却是远远不足以和饱经沧桑的殿下相比”。
在1890年1月31日的帝国枢密院会议上，威廉二世突然到会，以推动由其亲自制定的关于劳动保护、星期日休息、禁止使用童工和限制使用女工的法案通过。会后，俾斯麦告诉威廉二世：“我只是出于遵从您的命令，出于一个尚忠于职守的臣子的责任感，才起草了这两个公告。我坚决劝您不要走这一步，并想请您把这些文件马上在这丢进壁炉里去”。
在威廉二世明确拒绝这个建议并马上签署法案后，身为宰相的俾斯麦拒不副署，导致文件无法生效。此后，俾斯麦非常愤怒地告诉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王公的特使们：如果有两位王侯同时提出劳工保护法草案，那么他就辞职。当然，俾斯麦后来对皇帝的劳工保护法是他辞职的原因这个说法进行了否认。
在频繁地以辞职相威胁后，小皇帝的耐心已经用尽了。因此在俾斯麦要求恢复并强化《非常法》时，威廉二世不仅坚决拒绝，而且还要求对1889年的鲁尔煤炭工人的大罢工采取安抚政策。当老宰相企图强化自己的权威时，新皇帝公开声称“谁挡我的路，我就灭谁！”
在1890年2月20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大约1000万选民中有700万去投了票，社民党在大选中取得了143万张选票，获得了35个议席，而不同意俾斯麦政策的选民大约有450万。俾斯麦主导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议员党团都遭到失败，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国会。这意味着俾斯麦的帝国政府所奉行的“******主义政党加社会保障政策”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已经无法维系。
俾斯麦甚至想以一场政变来解决问题，俾斯麦告诫年轻的皇帝：“不流血就很难进行下去……动手愈晚，事情就必定变得愈残酷”。遗憾的是年轻的威廉拒绝了老宰相的暗示。
1890年3月17日，在针对能否取消1852年威廉四世国王关于“宰相不在场时，大臣们不得向君主汇报”这条法令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冲突后，威廉二世派人传话给俾斯麦：“要么废除这项法令，要么立即辞职”。俾斯麦选择了后者：正式在1890年3月20日离开了任职28年的宰相职位。
无米之炊
对德国这样一个后发的主要工业国而言，当其发展已经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时，海军问题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防问题，而愈发地超越经济增长率或市场占有率的范畴，而成为了一个也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战略问题和安全问题。
早在俾斯麦统治的后期，德国国内就已经出现了要求加强海军力量的政治呼声。由于德意志帝国独特的联邦政治体系，德国的陆军是由包括普鲁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等各个邦国的陆军组成的，而唯一具备帝国属性的军事力量就是于1871年脱胎于原本建立在普鲁士海军基础上的北德联邦海军的帝国海军。
受困于德国国内市场不足和外国贸易保护主义困扰下的垄断巨头们，开始向包括中产阶级和工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大肆宣扬对外殖民、争夺殖民地的必要性。海军作为国力象征，是国际性对外暴力工具。海军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本土以外，很少卷人国内政治纷争，同时担负着帮助海外侨民和维护商业利益的使命。其技术特性决定了这个军种的官兵具有开阔的眼界和技术专业背景，对于商业化的理念更易接受。因此海军在德国资产阶级们看来，不但要比由绝对效忠皇帝的容克军官团率领动辄上街开炮的陆军清白得多，而且也是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工具。
尽管在18841885年关于非洲问题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为德国获得了大片非洲的殖民地，但是此公却并不希望将帝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为垄断巨头们服务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基础上。这必然招致反对。德国历史学家瓦尔就鼓吹：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每天需要吃面包一样。因此德国的强权政策就是普鲁士德意志强权政策的继续。
俾斯麦最初倒也乐于看到帝国的反对者和潜在拥护者们在“伟大的德国”这面大旗的感召下，放弃对政府的攻击。但是不久他的态度就变了，表面上的原因是，俾斯麦不希望这样做得罪英国。实际上深层原因却是俾斯麦惧怕这样做会导致殖民地力量与海军力量联合起来，再与议会中的自由派力量结合起来破坏俾斯麦的政治棋局。而帝国海军署首脑斯托施在政治上极度倾向于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腓特烈****，与俾斯麦是死敌——这部分地决定了俾斯麦时代德国海军的处境。
德国海军在帝国成立之后的最初10年间是很低调的。除了像1872年那样派两艘巡航舰去海地显示国旗保护一下德国商人和侨民的商业利益，1876年去中国沿海与欧洲列强共同打击“海盗”，18831885年前往安哥拉和桑给巴尔吓唬一下非洲土著酋长以外，几乎无所作为。
尽管从1874年开始，德国海军的经费有所增加，而斯托施也敏锐地感到了“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立足是离不开海上力量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支能够进行公海交战的舰队。但是来自宰相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却使得海军在当时只能建造用于近海和海岸防御的军舰。19世纪的最后20年，德国的国际贸易和工业实力在以比其他欧洲列强快得多的速度增长，然而德国海军落后于同期法国、俄国、意大利海军的差距却已经越拉越大了。
1883年3月20日斯托施将军终于离任，而继任的卡普里维将军同样来自陆军——此前是普鲁士陆军第30步兵师师长。作为俾斯麦的政治盟友，新任首脑使得海军与宰相的关系大为改善。在海军1884年递交给德国国会的备忘录中，海军声称德国赖以保护贸易的无装甲舰只，在战时将毫无价值。言外之意是德国也必须仿效列强建造由大型装甲舰组成的远洋舰队！
这点与德国工业垄断者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一拍即合，海军有利于开拓市场，也有利于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海军能够让那些纳税者们能够因为看到和享受到作为一个世界帝国公民的荣耀而心甘情愿地去纳税去工作。在和平时期，一支能够在数量上给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强大舰队，也有利于增加外交谈判的力量。更关键的是：扩建舰队能够有效地阻止由容克地主把持的陆军吞噬越来越多的军费，迫使他们在殖民地巨大的利益面前开始分享权力——这才是核心！
只要俾斯麦还在位，所有的这一切就都是浮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场决定了，德国海军只能穿一件受到层层束缚的紧身衣，就只能凭着有限的经费建造像萨克森级铁甲舰或者勃兰登堡级前无畏舰那样的岸防战列舰，用于保护德意志的海岸。
俾斯麦的下台扫清了德国海军发展的障碍！
机遇期与危险期
在俾斯麦之后，按照他的建议，曾经担任过海军首脑的卡普里维伯爵出任了帝国宰相。卡普里维和他的继任者们远没有俾斯麦那样的权威和固执，因此威廉二世终于得以放手执行他的内外政策了。
在威廉二世的经济社会总体战略中，海外贸易和海军战略居于重要地位。不断扩张的殖民地成为了德国海外市场扩张的支点。而羽翼渐丰的海军则不单是为开拓殖民地护航的利刃，提比茨早在成为威廉二世心腹之前就指出了基于英国与德国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因此一支用于威摄的战列舰队而不是主要用于巡视海外的巡洋舰队将是保佑德国度过“战略机遇期中的危险期”的不二法门。
此后17年间，在热衷海军军备的威廉二世的倡导下，大陆军主义左右的国防开支格局被改变了，远远超过俾斯麦时代的军费被投入到了海军。在皇帝、政府与国会的通力协作下，愈来愈庞大的海军订货为整个工业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从1899年到1913年，德国海军经费增长了251！而英国同期增长了89，法国同期增长了56，美国增长了197，俄国增长了167。而在1899年，德国海军的经费仅为英国皇家海军经费的26.7，法国海军经费的56.5，美国海军经费的67，俄国海军经费的71.4。到了1913年，德国海军的经费已经上升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经费的49.4，法国海军经费的126.7，美国海军经费的79，俄国海军经费的93.8!
在德国的国防开支结构中，通过两次《舰队法》及其修正案，海军开支的比重从威廉二世登基时占帝国中央政府总开支的4.2，上升到了1913年的15.4。
在政府开支中海军军备的拉动下，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迅速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从1890年的13.54亿帝国马克增长到1913年35.21亿帝国马克，增长了160。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890年的236.76亿帝国马克增长到1913年的524.4亿帝国马克，增长了121。
由此可见，高速增长的海军开支对德国经济的贡献是明显的。这说明，海军的扩张并非仅仅是威廉二世的个人爱好，而是德国的国策。
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撑，皇帝的意愿和帝国海军国务秘书的才能也就有了施展的空间。庞大的经济为海军提供了经费，而市场的需求也需要海军提供海外的保护。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马汉的《海权论》，不管威廉二世对海军的热情如何，扩张海军都是19世纪末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有倍倍尔这样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将提比茨斥为“应当被送进疯人院”和激进自由党等政党的激烈反对，但是一贯不太配合政府的帝国议会，还是在1898年的表决中以218票赞成对139票反对通过了第一个《舰队法》，并在1900年以210票赞成和103票反对通过了第二个《舰队法》。
而1898年4月30日建立的德国海军联盟的会员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将会员人数从1898年的7.8万人扩张到1901年的60万人，再到1914年的110万人，其中缴费会员达30万人，其原因不仅仅是提比茨个人的魅力、海军公共关系处不遗余力地宣传或者像弗雷茨克虏伯以及汉堡一美洲轮船公司老板阿尔伯特巴林这样富可敌国的实业大亨的支持，更在于对海外权益和维护这种权益的饥渴已经成为了德国社会各界的共同需要。
巩固帝国政府的威信、强化对内统治离不开海军与世界政策；对外扩张争夺市场同样离不开海军与世界政策。在德国国家机器的推动下，仅仅用了不到30年间的时间，德国海军就从一支三流海军成长到了足以挑战大英帝国海军的世界第二！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时，不仅1895年开通的基尔运河已经拓宽到足以满足德国海军新型无畏舰的使用需要，而且德国海军的战列舰已经接近英国皇家海军的70，战列巡洋舰达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50，包括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和前无畏舰在内的主力舰数量接近英国皇家海军的60。而值得注意的是名列世界第二的德国海军的军费却仅仅相当于英国皇家海军经费的49.4，相当于美国海军经费的79，相当于俄国海军经费的93.8，居世界第四！德国海军的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时的德国已经离不开一支海军——不光是经济离不开而且国家的命运也离不开。按照帝国宰相比洛的话说就是：“我们懂得，要是我们没有巨大的威力，没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就不会得到幸福……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德国人民不是充当铁锤就是当铁砧”。
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德国高层的深层忧虑：英国这个原来世界的统治者既不愿意漠视德国经济势力的崛起，更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与德国分享足以令德国超越英国的“和平红利”。因此在德国最终成为无法撼动的世界性强国之前，对英国这个产业化但却握有强大舰队的衰败帝国来说存在着一个遏制甚至摧毁德国的“机会窗口”——对德国来说也被称为“战略机遇期中的危险期”。如果不能凭借一支足以毁灭英国赖以统治殖民帝国称霸世界的海军的舰队，那么德国是无法度过这个“危险期”的，英国可以随时挥下这把悬在德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据此对德国进行政治勒索与经济、金融讹诈。
既然无法改变世界霸主的思维和经济发展的规律，那么就丢掉幻想吧！当德国敲响了争夺海权之钟时，威廉二世和提比茨已经退到了配角的位置，真正的主角已经换做那只叫“利维坦”的巨兽。它借威廉二世之口发出了震惊世界的吼声“德国即将成为军舰的国家，并将沿着这个方向全速前进”。这就是国家的力量！
这就是利维坦的力量！